他有自己的治学为师之道——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他有自己的大学管理之忧——大学何时才能摆脱“大楼”与“大师”的博弈，给“大师”安心治学的环境；他有自己的大学校长梦——延请大师，并让他们快乐。他努力着、页企盼着梦想的实现。
约访王稼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第一次跟他联系到见面，6个多月的时间悄然而逝。
不是他的架子有多大，而是他谦和内敛的性格和紧张的时间使他不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加之刚到北京物资学院上任不久，他觉得他的时间和精力都应该献给这所承载着众望的学校。
谈话伊始，记者就被王稼琼的斯文、儒雅、温和深深地吸引了，不知不觉陷入了聆听之中。
王稼琼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的影响，王稼琼从小就跟随家人读书、读报。小学一二年级时，他就已经涉猎过包括《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在内的大量报刊，逐渐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问题的意识。现在的他，关注历史与现实生活，在历史中品读生活，在现实中发现问题,这样的思维与他当初的大量阅读不无关系。
1981年，王稼琼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开大学物理系，但时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他，却没有安静地在物理系的课桌上读书。他发现，他的家乡煤矿大省——山西，由于交通条件不好，煤炭资源运不出去。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粗放型的，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山西是煤炭基地，有煤却运不出去，这对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王稼琼敏锐地发现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交通运输。当时，他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交通运输怎么能够不滞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妙计，王稼琼在学好物理学的同时，开始到经济系听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本论”等等课程，只要有时间他都去听，渐渐地他发现他的视野半径一直在经济学周围旋转，很多经济学的理念、方式跟他的兴趣和能力几乎“浑然天和”。“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比较薄弱，需要大量的经济学人才，而且我自己是那么喜欢、爱好经济学，因此，我独自做出决定——改行。路，要自己选。”王稼琼坚定而有力地告诉记者。
从物理学转到经济学在当时还是鲜为人见的。这让记者看到了王稼琼斯文、儒雅、温和背后的宽广思维以及他的坚决与勇气。他以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意识敏锐地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经济学人才，足见他思维、视域的广阔；他深知自己的兴趣、优势所在，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改行，足见他的坚决以及敢为人先的魄力。
促使王稼琼毅然转行的，除了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来自一位优秀华裔、联合国第三世界交通运输学专家，他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桑恒康的深深吸引。
当时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优秀的华裔专家都回国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王稼琼的硕士生导师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导师受聘于南开大学，承建了南开大学交通运输研究所，王稼琼有幸成为了该所的第一批研究生。后来，在跟导师做科研，东奔西跑的过程中，王稼琼又认识了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许庆斌。
当记者问起王稼琼两位导师给予他的影响时，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幸福的微笑。“如果一个人一生中能够遇到这样两个品格高尚、通过自身的言行影响学生的导师，那他无疑是幸运的。”王稼琼向记者介绍，他的硕士、博士生导师给予他最大的影响不是教会了他多少知识，而是教会了他如何去做学问，如何发现问题，教会了他怎么尊重、理解别人，怎么发现别人的长处、与人为善。“他们给我很多启示，一个人学问越大，他身上好的品德也就越多，我的两个导师为人做事都特别谦和，为学生考虑得特别周到，他们会教你做人做事。做人的重要性其实比做事还要大，做事具有可塑性，但是做人如果做不好的话，做事也只能误入歧途，而我的两个导师给我指明了方向。”王稼琼如此评价自己的导师。“他们胸怀特别宽广，对待人、对待事情站的层次高，看得远，对一些事情能够看得很淡，尤其是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虽然举不出很具体的高尚的事例，但他们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我，在待人接物的细小的事情上感染着我。”
两位导师对王稼琼的感染与影响，让他领悟到了“师道”的真谛，并使他一直在努力传承着这份真谛。
他在带经济学的研究生时，跟研究生说的最多的就是做人做事的准则与态度。他将做人做事的准则融会贯通到了做学问中。他认为在中国研究经济学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必须有自己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而且要视野开阔、全面掌握信息。
“在中国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学，首先要耐得住寂寞。现代社会发展得很快，人们都渴望在短期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渴望短期内成功，但是作经济学研究有很强的基础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王稼琼认为，在我国研究经济学和实践经济学所处的大环境跟其他任何国家的环境都不一样，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期所遇到的矛盾、问题和困难在我国集中爆发了。我国地广人多，区域间、行业间发展极不平衡，不可能依靠一两个单一的药方就能解决主要问题，这是在我国研究经济学面临的最大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研究这么多年，真正的、公认的经济学家少有出现的原因之一。”王稼琼如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经济学需要拥有非常扎实的、广泛的知识体系，不仅要了解经济学知识，还要了解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要形成一个宽广的理论体系。这就要求学生付出很多，同样要耐得住寂寞。历史学家范文谰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学者只有安心坐冷板凳，才能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王稼琼还经常跟自己的学生说，研究经济学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他认为，没有通过自己的研究，没有创新，没有确确实实的一个自主的观点，在经济学的圈子里是很难走得很深的。“哪怕自己的观点可能不是很成熟，但是只要是自己反复推敲的，是自己在总结前人的基础得出的独立判断，它对于你的成长就是有意义的。”
“研究经济学还要广泛收集信息，如果你把这个领域里所有信息都掌握了，那你才具备了成为这方面专家的前提条件！”王稼琼经常跟学生说，“如果有人向你咨询一个经济政策，而你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备的，是不对称的，那你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不完备的。”他认为，研究经济学要更全面、更准确地掌握和分析信息，要具有全面掌握信息的能力和意识，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同一个问题。
王稼琼正是将两位导师的师道真谛，融入了平时的教学、科研中，他以自己的理念、自己的言行，在影响、带动着自己的学生。
学术上已经做得精深、师道上已经为人称道的王稼琼，其实在管理岗位上也已经辛勤耕耘10年了，十年来，从北方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到北京交通大学的副校长、再到北京物资学院的院长，王稼琼一直在探寻大学的管理精髓，从未懈怠。但是当记者问起他大学的管理之道时，他不经意间皱了一下眉头，吐出了两个字——很难。
王稼琼向记者介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常务副校长，写了一本书介绍他在科大的10年，科大仅用10年时间，就将一个新的学校建设成为一流的大学。其最突出的经验就两点，第一，延请高水平的专家学者，也即大师；第二，就是让他们快乐，要让教授们都有一个宽松、自由、愉快的工作环境与氛围。“西方的大学校长就管两件事情：第一，去请一流的学者，第二，一个好的机制，把这些一流学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让他们形成自己的偏好。不用你校长督促，教师自己就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大学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行吗？不行！”说这话时，王稼琼很激动，记者从他脸上看到了些许无奈。
“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中国现在的大学，特别是扩招以后，很多需要政府做的事情，大学来做，很多社会问题大学需要承担。”王稼琼向记者吐苦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谈到大学的建设时，曾将“大楼”和“大师”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中国的大学校长还须要为了校舍不足而东奔西跑，还须要建设大楼。“大楼”与“大师”的博弈困扰着众多的中国高校校长，王稼琼也是其中一位。
王稼琼希望能够为大学的发展奠定一个良性的基础，希望按照大学的规律来办大学，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校园必要的建筑要不断地增多，校园的环境要不断地美化，教职工的待遇要不断地提高，大学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要不断地提升，这些都是他的责任。他希望能把更多的精力去为学校联系更多的资源，给教师真正自由、宽松、潜心研究学术的环境。他希望能够拥有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一样的10年，打造出北京物资学院坚实的基地。
如今，44岁的王稼琼，年轻与成熟并重，活力与稳健兼备。他的执著和坚韧使得他有信心引领物资学院的发展。“特色、开放、以人为本”就是他的密钥。
大学的发展一定要抓住自己的特色，办学理念要有特色、学科发展要有特色，办学方法要有特色，一系列的“特色”是王稼琼带领北京物资学院发展的密钥之一。“如果所有的学校都去做航空母舰，大学所有的学科都一样，那样就麻烦了，那样我国只需要一所大学。”王稼琼向记者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北京物资学院的发展模式。“物资学院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它的发展不是‘黑洞’式的，而是‘五星红旗’式的。那颗大的红五角星是我们的特色——物流与流通学科，四颗小星星就是对特色的支持，有经济学、有管理学的支持，有理工科、法政学科的支持。以经济学院为例，经济学院研究产业经济，与其他高校研究产业经济的不同之处体现在流通方面，是流通产业和物流产业的产业经济，既有产业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又有物资学院的特色。” 王稼琼将来的目标是，国家有了有关物流方面的政策以及大的理论问题需要咨询时，第一个想到是“问问北京物资学院的教授吧！”。
王稼琼带领北京物资学院发展的另一个密钥就是“开放”。北京物资学院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与其他高校、企业联系都比较薄弱。如果不开放，闭门造车的话，不仅不符合大学的发展规律，而且很容易落伍。北京物资学院需要比别的高校更加开放，需要与更多企业、政府部门来沟通，引进各种各样的资源。
一所大学有了自己的特色，有了开放的心态，还需要人文化的管理，这样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大学才能更好的发展。
说到以人为本，王稼琼认为就是让教师们形成自己的教学、研究偏好，让他们开心起来。其实真正的以人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老师们排忧解难，激发教师们的创新意识需要具体的落实到行动中。“行政搭台，教授唱戏，这是我的主张，把学科发展的平台搭起来，把实验室平台搭起来，把队伍平台搭起来，把激励约束的机制平台搭起来，这些都是搭台。行政人员搭好台，让教授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唱戏，这是作为校长，作为行政人员应有的责任。” 王稼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作为大学校长，他并没有给物资学院的教师施加太多压力，而是不断地给予教师机会，不断地教导教师要有责任心。他认为一件事情做好做不好并不取决于一个人能力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责任心。没有能力可以学习、可以锻炼，如果没有责任心，得过且过，那么他无疑不是一个好教师。他听到有学生、家长反映年轻教师讲课枯燥，照本宣科，没有案例，没有实践经验等。在别人看来，这是年轻教师们身上的弱点，但王稼琼却不这么认为，他对年轻教师讲，“关键在于责任心，如果我们能够多为学生着想，即是暂时实践经验不足，你也能够从很多的二手资料中吸取精华，丰富自己的教学，你的课就会非常精彩。” 王稼琼耐心的指导着年轻教师们。
这就是王稼琼以人为本的具体行动，也是其理念的精彩体现和升华。
王稼琼肩上的担子很重，时间安排得很紧密，以至于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都很少了。学者出身的王稼琼，最幸福的时候是在假期，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阅读。“我觉得我最幸福的时候，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就是静下心来读书的时候。”
当王稼琼谈及此话题时，记者才猛然发现被他精彩的谈话已足足吸引了两个小时，也许剩下的时间应该让这位学者去体验一下幸福，静下心来读书了。祝福王稼琼，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去享受更多的幸福。（文/李玉珠）
（《教育与职业》2008年11月上，第31期，总第599期，56—59页）
